永昌二十八年，深秋。
上阳宫的草木染上了斑驳的金黄与深红，风起时，落叶簌簌，带着沁骨的凉意。暖阁内，炭火早早地燃起，却驱不散那股源自生命深处的寒意。李瑾斜倚在厚厚的锦褥中，气息微弱，面色是一种接近玉质的灰白，唯有眼神，偶尔掠过窗外的落叶与高远的天空时，还残留着一丝清明与悠远。
他知道，大限将至。肉体如同燃尽的灯烛，清晰地感觉到力量与生机正一丝丝抽离。那些关于国家未来、制度改良的宏大思考，那些与武媚娘关于道路抉择的激烈与妥协，此刻都仿佛隔了一层薄雾，变得有些遥远。更清晰、更迫切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他必须为那些未竟的理想，找到可能的传承者，埋下最后的、或许也是最关键的伏笔。
储君的格局已定，是“双核”的试探与过渡。但这远远不够。李显的性情，李旦的潜力，都还是未知数。即便李旦最终能够胜出，他能理解并接受自己那些超越时代的、试图在帝国坚冰上敲开缝隙的想法吗？他能在那巨大的阻力中，小心翼翼地推进哪怕一星半点的“渐进改良”吗？
李瑾不敢奢望。他深知，思想的传承，比权力的交接更加艰难，也更加脆弱。他不能，也不应将所有希望寄托在某个特定的继承人身上。他需要更广泛地撒播种子，更需要将那些思考，系统地、隐秘地留存下来，留给时间，留给未来或许出现的、能够理解它们的眼睛。
“是时候……安排身后事了。” 他对自己说，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被他以“渐进改良”思路重新梳理过的、相对“务实”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武媚娘已经默许“慢慢参详”。他需要将这些思考，以更系统、更具操作性的方式整理出来，形成一份正式的奏疏或策论，留给武媚娘，也留给未来的执政者（无论是李显、李旦，还是他们的辅政大臣）参考。这份东西，不能是那份敏感的“国是建言大纲”，而应该是一份名为“永昌末议”或“盛世补阙疏”的务实文件。
他强撑病体，唤来最信任的、跟随他数十年、沉默寡言却忠心耿耿的老文书，开始口述。老文书含着泪，铺开纸笔，一字一句地记录。
这份“永昌末议”，李瑾刻意避开了所有涉及限制皇权、规定民权的敏感词汇，通篇以“巩固社稷、完善治理、纾解民困、垂范后世”为宗旨。其内容，正是他之前向武媚娘阐述过的那些“改良点”的细化：
其一，定“皇子教养成例”。 详细规定了皇子启蒙、就学、出阁、就藩（如有）的年龄、师资选拔标准、学习内容（强调经史、治国、律法、舆地、算学并重）、考核方式。强调“储君之教，尤重德行与实务”，建议设立“观政”制度，让成年皇子定期到六部、州县观摩学习政务处理。
其二，明“廷议封驳之制”。 建议将涉及赋税、律令、征伐、大工、重要人事任免等“国之大事”，明确纳入必须经过“扩大廷议”的范围，参与者应包括宰相、相关部寺长官、御史台长官、以及轮值入朝的方面大员。廷议过程，“须令各方尽言，异同皆录于案”。同时，重申并强化门下省封驳权，规定除非紧急军情或特旨，被门下省依法驳回的诏敕，“宜加详酌，非确凿无误，不得强行”。强调此举旨在“集众智、防壅蔽、慎刑赏”。
其三，通“下情上达之途”。 建议在御史台原有职能基础上，增设或明确“察访民瘼、稽核冤滞”的专项职责，派御史或特使定期巡察地方，不仅查贪腐，更要了解赋役、司法、民生实情。进一步完善“登闻鼓”、“匦函”等直诉制度，简化程序，明确受理、核查、反馈的时限与责任，严防各级官府阻遏。将“狱讼无冤、赋役均平、民无嗟怨”作为地方官考课的重要标准。
其四，修“律令细则以利民”。 建议由刑部、大理寺牵头，会同熟悉地方事务的官员，对《永徽律疏》中关于田宅、钱债、婚姻、继承等民间常涉讼争的部分，进行系统梳理，制定更详尽的“例”或“细则”，力求“条文清晰，断案有据，吏不得因缘为奸”。重申“死刑复核”必须从严，规定“非经刑部详复、大理寺平议，不得决；情实可矜、疑窦未消者，必奏请上裁”。
其五，重“实务杂学之用”。 建议在翰林院或秘书省下设“博学馆”（名称可再议），不拘一格，招揽精通算学、天文、水利、农桑、医药、匠作等“实务之学”的才士，给予俸禄、提供研究条件，其成果“可供有司咨访，以利国计民生”。这并非要设立独立的“科学院”，而是试图在现有体制内，为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争取一点点空间和认可。
李瑾口述得很慢，时断时续，但思路异常清晰。他刻意将这些建议包装成对“永昌盛世”的“查漏补缺”和“制度完善”，强调其目的是“使我朝法度愈明，治理愈精，盛世之基，垂于久远”。每一款建议，他都尽量引用经典（哪怕是牵强附会）或本朝祖制（如太宗纳谏、高宗修律）作为依据，使其看起来不那么“离经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