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二十八年，盛夏。
随着李瑾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同夏日闷雷前的低气压，沉沉地笼罩在大唐帝国的最高层——储君的最终确立。尽管太子李显的位置看似稳固，但无论是武媚娘，还是日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的李瑾，内心深处都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感。李显的仁弱与优柔，在和平守成时期或许不算致命缺点，但在波谲云诡的帝国权力巅峰，在需要面对未来诸多挑战（包括消化海外分封带来的新课题、应对可能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及李瑾那些“渐进改良”设想的潜在影响）时，他能否胜任，成了悬在二人心头最大的问号。
武媚娘对权力的掌控欲和对帝国未来的责任感，此刻激烈交锋。从情感和传统礼法上，李显是嫡长子，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废长立幼是取乱之道，会动摇国本。从政治现实考量，李显的性情，实在难以让她完全放心。她一生强势，驾驭群臣如臂使指，深知这庞大帝国需要的是一个足够清醒、有定力、甚至必要时有铁腕的舵手。李显，像他父亲李治一样，仁孝有余，而刚断不足。她担心，一旦自己和李瑾这两个“镇山太岁”离去，李显能否镇得住朝堂上那些老谋深算的文武？能否平衡得了日渐复杂的朝局与海外藩国的关系？能否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而非仅仅“仁厚”的抉择？
李瑾的忧虑则更深一层。他考虑的不仅是帝国眼前的稳定，更有其长远的、制度性的健康。他那些被否决的“宪法”构想，以及后来退而求其次的“渐进改良”思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继任者来承接，哪怕只是部分地、潜移默化地接受其中的精神？李显显然不是理想人选。他那次谈话后的沉默与搁置态度，表明他对任何可能约束皇权、增加施政复杂性的变革，本能地排斥和恐惧。他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做一个“垂拱而治”的守成之君。这或许能保证政权平稳过渡，但也会让李瑾寄望于点滴改良、为未来埋下种子的设想，很可能随着他们的离去而烟消云散，或者被束之高阁。
那么，还有其他选择吗？李显之下，是相王李旦。与李显不同，李旦自幼生长在母亲空前强势、父亲相对弱势、兄长命运多舛的复杂环境中，养成了谨慎、内敛、善于观察和学习的性格。他不好权术，雅好文史，对算学、天文亦有涉猎，与李瑾早年推动设立的那些“杂学”机构中的学者偶有往来，态度平和，并无一般皇子的倨傲。在几次有限的政务接触中，李旦表现出的是审慎思考和务实的倾向，而非李显式的优柔寡断。更重要的是，他似乎对李瑾那些“杂学”和某些“经世致用”的新思想，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好奇心，而非李显那样的疏离与疑虑。
当然，李旦也有明显的弱点。他缺乏李显作为太子的“大义名分”和多年的政治历练（尽管李显的历练也多是在武媚娘和李瑾的羽翼之下）。他性情相对淡泊，权力欲似乎不强烈，这在帝王身上是优点还是缺点，难以定论。而且，废黜当了多年太子的李显，改立李旦，势必引发朝野震动，甚至可能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风险极高。
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维持李显，求稳，但可能错失为未来注入一丝“改良”活力的机会，且长远看存在君主能力不足的风险。改立李旦，或许在理念上更契合李瑾的期望，但操作风险巨大，且李旦的真实想法和执政能力仍是未知数。
打破这个僵局的，是太子李显自己。
就在李瑾与武媚娘各自权衡，尚未有定论之际，发生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洛阳附近某县，因夏季暴雨引发黄河支流小规模泛滥，冲毁民田房舍若干。灾情上报到东宫，按例应由太子酌情处理，或安抚，或赈济，或奏报皇帝。这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既涉及民生，也涉及程序。
李显的处理方式，充分暴露了他的性格弱点。他先是犹豫不决，觉得灾情不算特别严重，或许地方上自行处理即可，不必惊动圣听。东宫属官中有人建议应立即奏报，并请旨调拨部分仓粮赈济，以示朝廷仁德，亦可收揽民心。也有人认为，应先行派人核查，以免地方虚报，或小题大做。李显觉得两方都有道理，难以决断，拖了一日。次日，又有消息传来，说被冲毁的田亩中，有部分是当地一豪强新近兼并的，这豪强与某位朝中官员有姻亲关系。李显闻之，更加为难，生怕处置不当，得罪了人。他既想显示仁德，又怕被蒙蔽，更怕惹上是非。最后，在属官的再三催促下，他下了一道模棱两可的指令：“着该县妥善安置灾民，据实核查损失，待详细报来再议。” 至于是否立即赈济，是否奏报，含糊其辞。
这道指令传到该县，县令本就头疼，接到如此含糊的指令，更是无所适从。“妥善安置”如何算妥善？“据实核查”需要多久？“待详细报来再议”岂不是要等？于是只能按部就班，先派人核查，灾民安置则一拖再拖。消息传回朝廷，被御史风闻，一封弹劾太子“处事迟滞，不恤民瘼”的奏章，便递到了武媚娘和李瑾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