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桂今年不过五十出头，看上去却像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稀稀拉拉地拢在脑后挽了个髻。眼窝深陷下去，颧骨高高凸起。她的嘴唇干裂，嘴角有一道新结痂的伤口。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她的腿——左小腿向外拐成了一个不正常的角度，走起路来一瘸一拐。那是十年前在纱厂做工时被机器砸断的，东家赔了二十块大洋就把她打发了。
“大小姐？”孟桂认出莹莹，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先是惊喜，然后是恐惧，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愧疚。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把门掩上了小半扇，用身体挡住屋里那张破旧的桌子和桌上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针线活。“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孟姨，我有事问你。”莹莹推开门走进去。屋里很暗，只有桌上一盏煤油灯发出豆大的光。墙壁被油烟熏得发黄，墙角堆着几摞旧报纸和空药瓶。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膏药和潮气混合的味道，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和母亲身上同源的皂角味。她的目光扫过桌上的针线——针脚细密得很，和她自己的走针习惯如出一辙，连顶针箍的磨痕位置都相似。她在凳子上坐下，没有绕弯子，直接盯着乳娘的眼睛问，“我姐姐，是不是还活着？”
孟桂浑身一震。她扶着桌沿慢慢坐下，那只完好的手紧紧攥着桌布，指节因用力而泛出不正常的青白色。煤油灯的火苗在她浑浊的瞳孔里跳了两跳，把她眼底的惊慌照得清清楚楚。
“大小姐，你姐姐当年是我亲手抱走的，在路上发了高热，没熬过来——”她的声音在发抖，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但她说不下去了。因为莹莹忽然站起来，从衣领里掏出那半块玉佩，放在桌上。煤油灯的光透过玉佩，在桌面上投下一个淡淡的缠枝莲的影子。
“我今天在博览会上看到一个人。她从江南来，是个绣娘。她身上戴着另外半块玉佩——和这块一模一样，断口都对得上。”莹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她都觉得自己像是在念一份与己无关的证词，“她刺绣时的走针方向和我完全一样，连针脚翻腕的小习惯都继承了同一个人——你教过我，也教过她。孟姨，你看着我，你跟我说我姐姐死了？”
孟桂死死盯着桌上那半块玉佩，脸上的血色在一瞬间褪得干干净净。她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发出一串含混的呜咽。泪水从她深陷的眼窝里涌出来，顺着皱纹的沟壑往下淌，滴在桌面上。她颤抖着伸出手，想摸摸那块玉，手指在离玉面还有一寸的地方又缩了回去，像是那块玉烫手，又像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资格碰它。
“她还活着。”孟桂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轻得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她还活着。在江南，被一对打渔的夫妇收养了。我每年都偷偷去青鱼镇看她，躲在码头旁边的柳树后面看。她跟着养母学刺绣，跟着养父学划船，性子野得很，比男孩子还皮实。她养母给她起了个小名叫阿贝——贝，就是宝贝的贝。”
莹莹的呼吸急促起来，眼泪夺眶而出，但声音依然稳得吓人。“你为什么要抱走她？”
孟桂沉默了很久。她低头看着自己那条被打断了、永远也接不回去的瘸腿，又抬头看着桌上那半块玉，眼神从恐惧慢慢变成了绝望，又从绝望变成了一种释然——那种只有当一个人藏了太久的秘密、藏到快要被压垮了的时候，才会流露出的痛苦而坦然的释然。
“因为有人逼我。”她从凳子上滑下来，跪在了地上。瘸腿磕在青砖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但她的背挺得笔直——这条腿是在纱厂的机器底下断的，但她这辈子跪过的不是机器，是魔鬼。“当年我不单是莫家的乳娘，还是你母亲的贴身丫鬟，从小跟着她。莫家出事那几天，军警把前后门都堵了。有个自称姓赵的心腹找到了我，把你父亲在狱中的血衣扔在我面前，说我要是不把双胞胎中的一个交出去，你父亲就死定了。那人还说——如果我不配合，不仅你父亲会死，你母亲和你也会被卖到南洋。”
莹莹猛地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一阵刺痛，但她没有松手——需要用这种疼痛来确认自己没有在做梦。
“他让我把贝贝抱到江南码头扔掉。我问他为什么要扔到江南那么远的地方。他说不用知道为什么，只管照做。但我没真的扔——我躲在码头对面的柴房里，等了整整一夜。那夜的雨下得很大，比今天的雨大得多。我抱着贝贝，她一直在哭，我就用袖子捂着她的嘴，怕哭声把人引过来。天亮之后，我看见一对渔民夫妇下船卸货，那家的女人看见篮子里的孩子，先是吓了一跳，然后心疼得直掉眼泪，跟她男人商量了半天，最后还是抱起来裹在怀里带走。我的腿就是那次暴雨里跪断的——我在柴房外追着那对夫妇的背影跪下去，磕在码头的条石上，膝盖骨碎了，后来没钱治，就这么瘸了一辈子。这大概就是报应。”孟桂说着，把头重重地磕在地上，“大小姐，我对不住你。对不住你姐姐。对不住莫家。这桩心事压了我十八年——你母亲不让我告诉你，是怕你年纪小沉不住气，怕你去找赵坤报仇。如今你已经大了，玉佩也合上了，这个秘密，我不能再带进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