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览会回来的路上，莹莹一句话都没有说。
黄包车在青石板上颠簸，车轮碾过一个水坑，泥水溅上车篷，发出沉闷的啪嗒声。街边的煤气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在车厢里投下摇曳的光影。莹莹坐在车篷深处，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腰背挺得笔直——那是她从小被教养出来的姿态，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不能塌肩驼背。但她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深秋的夜风虽然凉，她身上那件藕荷色的夹袄还扛得住。是心里有事，从骨头缝里往外渗寒意。
齐啸云坐在她旁边，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这个时候说任何安慰的话都是多余的。莹莹不是那种需要用漂亮话哄着的姑娘——她从小跟着母亲在贫民窟里讨生活，见过人情冷暖，熬过最苦的日子，心性比大多数养在深闺的富家小姐都要坚韧。能让她在车厢里把手抖成这样的事，不是几句话就能抚平的。
“啸云，你说她会不会是我姐姐？”
莹莹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车轮声淹没。但她还是问出来了，因为这句话在她喉咙里卡了好几个钟头，再不说出来她觉得自己会窒息。
齐啸云转头看她。街灯的光从车篷缝隙里漏进来，照在她脸上，忽明忽暗。她的侧脸线条和他今天在展厅里看到的那个蓝布衫姑娘几乎一模一样——鼻梁的弧度、下颌的轮廓、睫毛翘起的角度，甚至微微咬着下唇时唇角下压的纹路，都如出一辙。他在心里把两张脸放在一起比对了无数次，每一次的结论都是同一个。
“我觉得是。”他说，“但不是因为长得像。是因为你看她绣品时的感觉——你有没有注意到，她那幅《水乡晨雾》里柳叶的针法，和你绣的帕子上的柳叶是一个走向？都是右起左落，针尖斜挑四十五度。这种针法不是随便哪个师傅教的，是拿针的手和手指的弧度决定的——传的是骨血，不是技艺。”
莹莹低下头，伸手摸了摸自己衣领内侧那半块玉佩。玉是暖的，被她的体温焐了十几年，从一块冰冷的石头变成了一小块有温度的记忆。母亲说这半块玉是莫家祖上传下来的，原是一整块，在她们姐妹满月那天由父亲亲手劈成两半，一半系在她脖子上，一半系在姐姐脖子上。父亲说，双生子本就该心连心，这玉分开了也能互相认得。后来姐姐被乳娘抱走、下落不明，这半块玉就成了她身上唯一能和那个素未谋面的姐姐产生关联的东西。她摸着摸着，手指忽然停住了——刚才在展厅里，阿贝重新把红绳系上之后，手指轻轻按了按胸口的位置。那个按玉佩的动作，跟她刚才一模一样。不是巧合。是按了十几年才养成的习惯。一模一样的习惯。
她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找到姐姐。今晚在博览会上，她看到了另一块玉——断口和花纹都和她这块一模一样，像是从同一块玉上劈下来的。而戴着那块玉的人，是一个从江南水乡来的绣娘，和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我要去找乳娘。”莹莹忽然直起身，拍了一下车篷的前挡板，“师傅，不去霞飞路了，去闸北。”
齐啸云按住她的手。“现在？已经快十点了。闸北那边晚上不安全。”
“我知道不安全。但我等不到明天。”莹莹的声音忽然硬了起来，那种硬不是愤怒，不是任性，是一种被压了太多年终于压不住了的倔强。她在贫民窟长大，在这条街上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真相不会自己找上门来，你得去把它揪出来。等到明天，也许会多一夜辗转反侧，也许会多一场变故。“我五岁那年问母亲姐姐在哪里，她说被乳娘带走了，走得远，找不到了。我信了十八年。今天我在展厅里看到那半块玉的瞬间，这十八年的相信全碎了。”
黄包车在夜色中掉了个头，往闸北的方向拉去。闸北是沪上底层百姓聚集的地方，越往那边走路越窄，灯越暗，空气里开始弥漫出一股苏州河特有的淤泥和油污混合的腥臭味。
乳娘姓孟，单名一个“桂”字，住在闸北一条叫永兴里的弄堂尽头。那是一间低矮的砖木房，墙上的青砖被岁月侵蚀得斑驳不堪，门框上的油漆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莹莹站在门口，举起手准备敲门，手却在半空中停住了。不是犹豫，是近乡情怯。这扇门她小时候来过无数次，每一次来都是送东西——母亲做的鞋、她攒下的鸡蛋、逢年过节多出来的半斤肉。乳娘每次接过东西都会抱着她哭，说“大小姐对不住你”。她一直以为那是乳娘觉得莫家败落了、对不起她这个“假千金”。现在想来，那三个字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不是“对不起你”，是“我欠你”。
她深吸一口气，把门敲响了。三下，急而短。过了很久，久到她以为自己敲错了门，屋里才传来一阵拖沓的脚步声——不是正常的脚步，而是一轻一重、一快一慢，拖着一条不太灵便的腿在地上蹭出来的声音。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半张苍老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