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站起来，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威士忌。
“玛格丽特，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该问的。
我们该做的是相信政府，支持政府，和政府站在一起。
国家乱了，我们的钱就不值钱了，我们的房子就不安全了，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未来了。”
“我们的孩子现在就有未来了吗？”
“他在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考的那些试，毕业之后能找到的工作——你觉得这些比底特律的工人子弟好到哪里去了？”
惠特曼把那杯威士忌喝完了，放下杯子，杯底在木桌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咚”。
匹兹堡，工会大厅。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午。
匹兹堡的钢铁工会在东区有一栋老房子，红砖外墙，窗户很大，门楣上刻着一行字：“团结就是力量。”
今天，工会大厅里挤满了人正在激烈的辩论。
“你们看看这个！”
约翰·莫兰把一份《匹兹堡新闻报》拍在桌上。
“政府说共产党过河去打加拿大人。你们信吗？我告诉你们，是英国人先开的炮！英国人想过河来打我们！”
莫兰四十七岁，钢铁工人，工会积极分子。
“约翰，你冷静点。”托马斯·凯利坐在长桌的另一端，他是工会的副主席，民主党人，支持罗斯福。
“政府有政府的情报来源，我们不知道全部事实。”
“事实？事实就是英国人打了败仗，政府帮他们编故事。
然后呢？然后政府就有理由扩军，有理由征兵，有理由把我们送上前线。”
“约翰，你说得对，我们不想打仗。”凯利放下咖啡杯。“但你说政府编故事，你有证据吗？”
莫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
“这是现在人人都在传的真相，英国人的炮弹落在底特律南郊的工厂区，炸死炸伤了好几十个工人。这不是侵略是什么？”
凯利接过纸条，看了一眼，又递回去。
“约翰，一张纸条不能当证据。”
“那什么能当证据？等英国人的炮弹落到匹兹堡来吗？”
大厅里又吵了起来。有人站在莫兰一边，有人站在凯利一边，有人两边都不站，只是抽烟、喝茶、看热闹。
吵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结论。
旧金山，码头区。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晚。
西海岸离底特律远，远到那边打仗的消息传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关心谁对谁错了。
码头上的人关心的是——明天的船还装不装货，后天的工资还发不发，下个月的房租还交不交得起。
码头工人吉姆·多诺万坐在栈桥的尽头，脚悬在水面上方，手里拿着一瓶啤酒。
“嘿！吉姆，你听说了吗？”
工友汤姆·布伦南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听说什么？”
“东边打起来了。共产党和英国人。”
多诺万喝了一口啤酒。“哪个共产党？哪个英国人？”
“美国的共产党，还有从英国跑出来的那个英国政府。”
多诺万把啤酒瓶放在栈桥的木板上，发出轻微的叮的一声。
“汤姆，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不关心谁打谁。我只关心——我明天有没有活干。”
布伦南沉默了几秒。
“吉姆，你说共产党是坏人吗？”
多诺万看着海湾对岸的灯火。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大萧条那几年，我差点饿死。谁帮了我？不是政府。
是工会。工会里的人，有些是共产党，有些不是。但他们都帮我了。帮我找了活干，帮我付了房租，帮我孩子在圣诞节能收到礼物。”
他拿起啤酒瓶，又喝了一口。
“汤姆，我跟你说，什么主义不主义的，老百姓不懂。老百姓懂的是——谁能让我吃饱饭，谁能让我孩子上得起学，谁能让我老了不饿死。
谁做到这些，谁就是好人。谁做不到，谁就是坏人。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