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穿格子衬衫的退伍老兵站在桌子旁边，手里没有稿子，也没有翻动材料，只是把其中一页举起来以便让大家都能看到：
“这份材料是从一个匿名渠道寄来的，我不确定它是怎么到我手上的。但里面的内容我已经看过了，里面的合同编号和公司名称，有一部分我可以确认是真实的。”
有人从座位上说：“你怎么确认？”
站在前面的人说：“因为其中一家公司的名字，我服役时见过。后勤物资上印过那个标记。我看到那个名字的时候，就确认自己不是在读一份编造的文件。”
他把那一页翻过来，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等这句话落定，然后放下纸页，没有补充新的内容，也没有停顿等待回应。
台下的几个人交换了视线，没有人再提问。
当晚，哈立德通过加密频道向徐坤发送了一条简报：“第一批资料已经按计划送达预定接收方。
初步反馈显示，资料正在目标群体内部进行二次传播，讨论已经开始。根据现有信息判断，资料内容的可信度在接收群体中尚未受到系统性质疑。”
第一批资料已经送达。第二批资料正在整理中。两周后，它将投向第二个方向。在那片夜幕中，中西部那些工人和退伍军人正在各自的活动室里、工会办公室内或自家厨房的餐桌上，谈论着同一件事。
他们不知道自己手中的那几张纸是哪里来的，也不清楚寄件人的身份。但他们正在用自己的经历去验证那些纸上印着的日期和数字，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经历的真相。
三天后。底特律。西区工会办公楼。晚上七时。
地下室的灯还亮着，那根老旧的日光灯管仍然在微微闪烁，但没人抬头看它。桌面上堆着更多的纸张，比三天前厚了一倍——有人从其他渠道带来了复印件，有人从别的城市带来了类似的材料。
不同来源的纸张在桌面上铺开，像正在被重组的地图碎片，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工会、不同退伍军人团体的信息正在被对照、合并。
上次聚会的七八个人已经增加到二十多人，屋里有些站不下了，有人靠着墙，有人坐在文件箱上。
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站在桌边，手里拿着两份不同来源的打印件：“这份材料是从克利夫兰转来的。
那份是从匹兹堡寄来的。两份材料有不同的版式和纸型，说明它们的来源可能不是一个地方。
但内容对得上，日期和合同编号完全一致，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也成立。我在厂里干了二十三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级别的内部记录被传出来。
不管它们是从哪来的，既然送到了我们手上，那就不能装作没看过。”他把其中一份材料翻到第二页，用手指了指某一段落，“这一条——2007年，公司通过资产重组将工厂出售给一家空壳公司，出售方的注册地址在特拉华州。
我查过了，那家公司的注册信息现在仍然可以查到，股东名单里有一个人，是洛克菲勒家族信托基金的前任管理人。”
屋里安静了几秒。有人把材料接过来，低头看了一会儿，然后递给旁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