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总结性的“史臣曰”，这是史官直接发表评论的部分：
“臣谨按：李瑾以刑余之身，际会风云，得逢明主，参豫机密，历事两朝，前后数十载。其人性敏达，有干才，通庶务，明利害。劝课农桑，则仓廪实；整饬吏治，则贪墨敛；倡行海事，则国用饶；赞修律令，则刑狱清。 当永昌全盛之日，内修政理，外拓疆土，瑾居帷幄，运筹画策，厥功至伟，堪称股肱。”
看到这里，似乎是盖棺定论的高度褒扬。但李瑾知道，后面必有转折。
果然，笔锋随即一转：“然其为人，深沉有城府，善揣人主之意。用事之久，威权日重，门生故吏遍于朝野，虽谨守宦官本分，未尝有跋扈之迹，然阴结人主，交通外臣，议者以为非宦官之福，亦非朝堂之吉。” 这是在批评他权力过大，有“权阉”之嫌，破坏了内廷外朝的正常分野。
接着，又评价其行事风格：“所行诸政，多急功近利。如海外拓殖，虽获奇珍，然劳师靡饷，伤亡相继，海疆亦自此多事。厘定律例，固是善政，然操切过甚，株连无辜，亦不能免。至于与民争利、用术深刻之讥，始终不绝。” 功过并举，褒中有贬。
最后总结道：“要之，李瑾乃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亦招非常之谤。其才足以济世，其术亦可覆舟。永昌之盛，彼与有力焉；然盛极之象下，隐患已伏，彼亦难辞其咎。岂非时势造之，亦其秉性使然欤？千秋功罪，留与后人评说。”
“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亦招非常之谤……” 李瑾低声重复着这几句，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纸页的边缘。这就是史官给他的最终定位吗？一个才干卓绝、功勋彪炳，却也手段酷烈、争议缠身的“权宦”？一个成就了盛世，也埋下了隐患的复杂人物？
他放下书卷，目光投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中并无多少被“盖棺定论”的感慨，反而有种奇异的疏离感，仿佛史官笔下那个纵横捭阖、毁誉参半的“李瑾”，是另一个与自己相关、却又面目模糊的陌生人。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夜，那些辗转反侧的思虑，那些超越时代的狂想与挣扎，那些不为人知的妥协与无奈，都被压缩、提炼、修饰成了这千余字的冰冷记述。
“功在千秋……隐患已伏……” 他咀嚼着这两个评价。是的，他推动了海外探索，让大唐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地扩张，让华夏文明的种子撒向更远的大洋，这或许可称“功在千秋”。但他也清楚，这扩张伴随着征服、掠夺、文化冲突，播下了未来无数纷争的种子；庞大的朝贡体系和海外利益，需要更强的海军、更高效的管理、更灵活的外交，对帝国将是长期的考验。他试图引入一些“法治”、“程序”、“权利”的理念，试图在坚硬的帝国体制上敲开缝隙，但这尝试何其艰难，收效甚微，甚至可能如史官隐约暗示的，因“操切”而带来新的问题。至于他那些关于“虚君”、“宪政”、“议会”的、深埋心底、只敢在最隐秘处留下痕迹的终极思考，在史官笔下，连一丝痕迹都不会有。它们太超前，太危险，太“非臣子所宜言”。
“青史几行名啊……” 他长长地、无声地叹息。这声叹息，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古往今来所有试图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记，却最终发现自己不过是被长河塑造、也被长河简化、甚至曲解的人们。
暖阁的门被轻轻推开，一股更深的寒意随之侵入，又被室内的温暖迅速消融。武媚娘裹着一件玄色绣金凤纹的斗篷，走了进来，身后并未跟随大批宫人。她挥手屏退了侍立在角落的老宦官，独自走到李瑾榻前。
“看完了？” 她的目光落在李瑾膝上的书稿，声音平静，听不出情绪。
“看完了。” 李瑾将书稿轻轻合上，放在一旁。
“史馆那帮人，惯会做这等文章。褒中有贬，四平八稳，谁也不敢得罪，却也说不出什么真切东西来。” 武媚娘在旁边的锦凳上坐下，语气带着惯有的、居高临下的讥诮，“‘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哼，套话罢了。这世上，能行非常之事而成者，哪个不是非常之人？困于寻常，才是庸碌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