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李瑾见她没有立刻反对，继续道，“宰相、大将军、三公九卿等国之股肱，其任免之权，虽在君上，然可否略定章程？譬如，宰相出缺，当由在朝三品以上重臣及御史台、翰林院（若有）公推数人，奏请陛下择定？此非分君权，实为集众智，防偏听，亦使大臣任免，稍依成例，减少私相授受、幸进之门。陛下乾纲独断，自然可从不佞，然有此一议之程序，亦显陛下纳谏如流，光明正大。”
这是在尝试对最高人事权施加一点程序性约束，将皇帝“独断”包装在“公议”形式之下。
“又如，涉及增减天下常赋、新开重大工程、对外兴兵征伐、修改律令格式等军国重事，”李瑾的声音更轻，但更清晰，“可否明定，必须经由中书省起草诏令、门下省审核封驳、尚书省具体议行此固有流程之外，更需召集重臣、相关衙署长官、乃至……可仿古制，设一‘咨政堂’或‘国是会议’，由致仕元老、清望宿儒、乃至从地方刺史中择贤者入值，不预日常庶务，唯遇此等大事，则需咨问，其议当录于起居注，与诏令同颁，以示慎重，防……防一时兴起，或受蒙蔽，而致倾国之祸。”
这已经触及了决策机制的核心，试图引入一个类似“咨询议会”或“元老院”的机构，对皇帝的最终决策形成某种道义上、程序上的制约和公开性压力。
武媚娘的眉头微微蹙起。这比之前的“继承法”和“人事公推”更进一步，几乎是在为皇帝的决策设置“障碍”。
李瑾察觉到她的不悦，立刻补充道：“自然，最终裁断之权，仍在陛下。咨政诸臣，唯有建言、审议之责，无否决、施行之权。 此议重在集思广益，昭示天下，彰显陛下纳谏之德，亦使重大决策，多经斟酌，少留遗患。如同建房，多几根柱子，未必碍事，或更稳固。”
他将“限制”巧妙转化为“辅助”和“彰显圣德”。
武媚娘依然不置一词，手指无意识地轻叩着榻边小几。暖阁内一片寂静，只有李瑾微弱的呼吸声。
“还有，”李瑾知道最关键、也最困难的部分来了，他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最后的力气，“臣民之基本，亦当有所申明。 我朝以仁孝治天下，陛下尤重民生。可否在‘遗制’中，明言‘民为邦本’、‘法不阿贵’之要义？例如，非依律法，不得妄动民人田宅恒产；非经有司审判，不得滥施刑戮；士农工商，各安其业，非有重罪，不得籍没为奴；天下臣民，有冤情者可依律陈情，各级官府不得阻遏…… 此类条文，看似约束官府，实则彰显朝廷仁政，安定天下人心，使奸吏有所忌惮，良善有所倚仗。盛世之基，莫过于此。”
这已经是在帝制框架下，尝试为“民”争取最最基本的财产权、人身安全和司法程序权利了。虽然极其初步，且完全依赖于皇帝的“仁政”理念和执法机构的自我约束，但将其“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理念的突破——承认这些权利是“应当”被尊重和保护的，哪怕在现实中常常被践踏。
武媚娘终于开口了，声音听不出喜怒：“李瑾，你这些想法……倒是思虑深远。只是，将皇权、相权、乃至官府行事，皆以条文框定，与那《永徽律》、《永昌律》何异？律法已然详备，何须多此一举，另立什么‘遗制’、‘建言’？”
“律法者，治民之具也，多言臣民之义务与刑罚。”李瑾早有准备，解释道，“而臣所言‘遗制’或‘国是建言’，重在定国本、明权责、立规矩，约束的是……是庙堂之上，是权力运行本身。 其核心，非为惩罚，而为预防；非为治民，而为约官、束权、安君。譬如，明定继位法度，可防宫闱之乱；明定重大决策需经咨议，可防权奸欺蔽；明定民产、刑狱之基本原则，可防酷吏害民，动摇国本。此乃为大唐万世基业，立一根本之‘规矩’，使后世君臣，皆知权力有其边界，行事有其章法，非为人主一时之喜怒，而为国家长久之安定。”
他将自己的构想，拔高到了“为国家立规矩”、“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度，巧妙地避开了直接挑战皇权神圣性的锋芒，而是强调其“巩固皇权长远统治”的功利性目的。
武媚娘再次陷入长久的沉默。她精明过人，岂能听不出李瑾话语深处那惊世骇俗的核心理念——试图用成文的、公开的规则，来约束包括皇帝在内的最高权力行使者。 这几乎是颠覆性的。但李瑾的包装又极其巧妙，处处打着“稳定社稷”、“彰显圣德”、“防范奸佞”、“安抚民心”的旗号，让她难以直接斥为悖逆。
更重要的是，李瑾是在以“遗言”、“最后建言”的形式提出，其中浸透着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臣对帝国未来的深深忧虑，这让任何粗暴的拒绝都显得冷酷无情。而且，他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皇位继承、权臣擅权、决策失误、吏治腐败，确实是历代王朝，包括她自己也必须面对的顽疾。他提供的，是一种“制度化防范”的思路，尽管这思路本身，就蕴含着对绝对人治的怀疑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