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二十八年，春末。
与太子李显那番深入却注定无法立刻产生结果的谈话后，李瑾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太医私下已向武媚娘奏报，太上皇沉疴难起，油尽灯枯之象已显，恐就在这春夏之交。这个讯息，如同一声闷雷，在帝国最高层的极小圈子里滚动，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紧迫感与压抑氛围。
李瑾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感受到生命的流逝。那种从骨髓深处透出的寒意，那种仿佛连呼吸都需要耗费巨大气力的疲惫，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时间不多了。然而，也正是在这种身体极度虚弱、精神却因逼近终点而异常清醒的状态下，他内心深处那个酝酿了数十年的念头，如同被逼到绝境的困兽，发出了最后、也最强烈的咆哮——他必须留下点什么，不仅仅是那些藏于石函、埋于地下的、过于超前的“狂想”，而是一件更具体、更“务实”，或许能在未来某个时刻被当权者稍微考虑一下的东西。一件能为这个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帝国，在固有的权力运行轨道旁，悄悄划下一道微弱却清晰的、指向另一种可能性的路标。
这东西，他称之为——“国是建言”或“永昌遗制”，一个相对温和、不那么刺眼的名称。但在他的构想深处，这实质上就是一份在帝制框架下，尝试对最高权力进行某种程度约束、对国家根本运行规则进行初步成文化梳理的纲要。用后世的话说，是一份极其原始、充满妥协、但意图明确的“宪法性文件”草案。
他知道，在此时此地，直接提出“宪法”概念，无异于痴人说梦，甚至可能招致毁灭性的打击。他必须极其小心地包装，将其融入“祖宗成法”、“盛世垂训”的话语体系，将其核心意图——限制君权、明晰权责、保障最基本的臣民权利（在帝制语境下，主要是“民”的生存和基本财产权利，以及“士”的言论和仕进权利）——隐藏在看似维护皇权神圣、巩固帝国长治久安的建言之中。
这需要技巧，更需要勇气。尤其是，必须争取到武媚娘最低限度的容忍，至少是不立即扼杀。他选择了一个武媚娘心情似乎尚可的午后，在仅有最信任的两位老内侍侍奉汤药、气氛相对私密的时刻，以一种极其虚弱、近乎遗言的方式，向她“透露”了这份“最后的心愿”。
“媚娘，”他靠在枕上，声音细若游丝，但眼神却异常清亮，“这几日昏沉之间，总有些念头翻来覆去，关乎身后，关乎大唐的将来……零零散散，不成体系。我想……或许该把它们记下来，也算是我这个老头子，对社稷江山，最后一点……愚见。”
武媚娘坐在榻边，正用小银匙慢慢搅动着药碗，闻言动作微顿，抬眼看他，凤目深邃，看不出情绪。“你身子这样，还费神想这些作甚？好生将养才是正经。”
“正因为时日无多，才更觉得……有些话，不得不说。”李瑾喘息了几下，继续道，“非是军国急务，也非具体方略。只是……一些关乎根本的思虑。譬如，如何让我大唐基业，在永昌盛世之后，能更……稳妥些，少些……动荡之虞。”
“哦？”武媚娘放下药碗，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你说说看。”
“我思来想去，盛世之基，首在稳定。而稳定之要，一在传承有序，二在权责有度，三在法度有常。”李瑾缓缓说出他反复斟酌过的核心论点，“如今我朝，陛下圣明，乾纲独断，法度森严，自是无虞。然，后世子孙，未必皆贤。若……若遇主少国疑，或权臣当道，或阉宦擅权，或外戚干政……历朝覆辙，殷鉴不远。”
武媚娘眼神微凝，但没有打断他。这些风险，她岂能不知？她自己就是“非常规”权力更迭的亲历者和主导者，深知其中的血腥与脆弱。
“故而，我在想，”李瑾观察着她的神色，小心翼翼地说道，“可否……效法古之圣王，制礼作乐，将我朝一些最根本的规矩，用最庄严的形式确定下来，颁行天下，使后世君臣，皆知所遵循，有所敬畏，不敢轻易逾越？”
“根本规矩？比如？”武媚娘语气平淡。
“比如，皇位承继之序。”李瑾说出了最关键、也最敏感的一条，“嫡长子继承，古之通义。然，嫡长子若有恶疾、失德、或早夭，当如何？庶子贤能，可否立之？若皇帝无子，又当如何？兄终弟及，或择宗室贤者？此等国本大事，若无明文定制，一旦有变，则朝野猜疑，祸起萧墙。不若趁陛下在时，威望正隆，明定继承法度，详细规定各种情形下之继位顺序、程序、乃至废立之条件与流程，镌于金石，藏于宗庙，布告天下，使嗣君之立，有法可依，有例可循，或可绝觊觎之心，定臣民之望。”
武媚娘沉默着。确立明确的继承法，对她而言，既是巩固她身后政局稳定的需要，也意味着对她自身权力来源（非传统嫡长继承）某种程度上的“否定”或“规范化”。这其中的矛盾与权衡，极为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