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15日，台北，凌晨三点。
总统府军情局大楼的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墙壁上那几盏应急灯散发着惨绿色的幽光。整栋建筑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在深秋的夜色中沉默地喘息着。魏正宏的办公室在三楼最东侧，窗户正对着总统府广场上的升旗台。
魏正宏没有开灯。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台灯罩着一层厚厚的绿绒布，只漏出一小圈昏黄的光晕，刚好够他看清桌上的文件。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在深夜工作时绝不暴露自己的剪影，哪怕是对面大楼里此刻不可能有人。
桌上摊着一份“台风-金门“作战方案的修订稿，红笔圈出了十几处修改意见。但魏正宏的目光并没有落在稿件上，而是盯着桌角那瓶安眠药。
药瓶是白色的，塑料材质，瓶身上贴着“***钠“的标签，医院药房的标准出品。瓶子里还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药片，大约二十多粒。按照他每晚服用两粒的频率，够用半个月。
这瓶药本身没有任何异常。
但魏正宏知道，它曾经被打开过。
三天前，他半夜醒来去茶水间接水服药时，发现药瓶的瓶盖比他记忆中的位置偏转了大约十五度。作为一个每天严格按照固定流程生活的情报官员，他对这类细节有着近乎病态的敏感度——牙刷的朝向、钢笔的摆放角度、日历翻页的位置，任何微小的偏移都会被他察觉。
药瓶被打开过，而且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魏正宏没有声张。他像往常一样倒出两粒药片，用温水服下，然后躺在床上等待睡意降临。但那晚他几乎没有睡着——不是因为失眠症，而是因为兴奋。
有人进了他的办公室，翻了他的东西。
而且这个人，很可能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个“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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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10月中旬，魏正宏接到保密局转来的一份通报：高雄港海关截获了一批发往香港的货物，其中一箱茶叶的铅封有被动过的痕迹。开箱检查后发现，茶叶罐的底部夹层里藏着一卷微缩胶卷，上面记录了左营海军基地部分舰艇的维修记录。
这批货物的发货人是“墨海贸易行“，负责人是一个叫沈墨的侨商。
魏正宏当时并没有太在意。类似的事情在台湾各地时有发生，大多数都是小打小闹的情报搜集，构不成严重威胁。但出于职业习惯，他还是下令对沈墨进行例行调查。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沈墨，男，32岁，祖籍福建晋江，幼年随父母侨居南洋，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1949年返回台湾经商。为人低调，交际面广但不深交，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贸易行的账目清晰，纳税记录良好，社会关系简单。
一个标准的成功商人。
但魏正宏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不是因为沈墨有什么明显的破绽，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太完美了。
一个在乱世中经商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瑕疵？怎么可能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游刃有余却不留下任何把柄？怎么可能在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期，从来没有被任何情报机构约谈过？
完美，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
魏正宏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个沈墨。
11月5日，台北“国际俱乐部“举办了一场商界联谊晚宴，魏正宏以军情局代表的身份出席。沈墨也在受邀之列——他是高雄商会的理事，经常参加此类活动。
两人在自助餐台前“偶遇“了。
“沈先生，久仰大名。“魏正宏端着一杯威士忌，笑容可掬地伸出了手，“高雄商会的后起之秀，魏某人早有耳闻。“
“魏处长过奖了。“沈墨与他握手，力道适中，不卑不亢，“晚辈不过是做些小买卖，哪里担得起''后起之秀''四个字。“
魏正宏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中等身材，偏瘦，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装，领带的结打得一丝不苟。说话时语速不快不慢，声音温和，带着一点闽南口音，但普通话非常标准。脸上始终挂着礼貌的微笑，眼神清澈，看不出任何躲闪。
一个无可挑剔的绅士。
但魏正宏注意到一个细节——沈墨的左手无名指上有一道极浅的茧痕，像是长期佩戴戒指留下的。但在社交场合，他没有戴任何首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