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源县的晨光透过薄雾洒在公安局大楼的玻璃幕墙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却照不进雷杰心里的阴霾。强力维稳启动三天来，街面见警率翻倍，商场恢复营业，学校正常开课，连菜市场的讨价还价声都多了几分往日的热闹——表面上，这座城市正在从爆炸案的恐慌中复苏，但雷杰办公桌上的“广场爆炸案”侦查进度表，却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
“山猫”逃脱的画面在他脑海里反复回放：凌晨一点的城中村，待拆迁的平房后窗，那条用褪色床单拧成的绳子还在夜风里晃荡，地上残留的半瓶矿泉水瓶上，“山猫”的指纹清晰可见，却偏偏晚了五分钟——就差五分钟，就能抓住爆炸案的直接凶手，顺藤摸瓜找到幕后指使者。
“内鬼”这两个字，像针一样扎在他的神经上。雷杰翻开行动部署记录，参与抓捕“山猫”的核心人员只有七人：他自己、郭勇、李刚、小陈、技侦队长老王，还有两名特警队员。郭勇虽然保守，但在扫黑这件事上从未含糊；李刚是老刑警，当年差点被马文斌穿小鞋，对黑恶势力恨之入骨；小陈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从风岭镇到公安局，次次冲在前面；老王和特警队员更是身家清白，根正苗红。
到底是谁？雷杰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手指划过桌面的文件——爆炸案现场提取物证报告、“山猫”的社会关系图、赵天霸残部的活动轨迹……每一份都标注着“机密”，却像被人掀开了窗帘，让暗处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雷杰猛地站起身，拿起警帽。既然明面上的侦查屡屡受挫，不如换个方向——那些被尘封的旧案，或许藏着赵天霸团伙的尾巴，更重要的是，这些案子年代久远，可能还没被“内鬼”盯上，说不定能撕开一道口子。
他没有通知任何人，独自走向公安局后院的档案室。这里是整栋大楼最偏僻的角落，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红砖墙斑驳，门口挂着“闲人免进”的牌子。档案管理员老张正在整理卷宗，看到雷杰进来，连忙起身：“雷局，您要查什么？我帮您找。”
“不用，张叔，我自己看看。”雷杰笑着摆摆手，目光扫过一排排铁制档案架。架子上堆满了蓝色的档案袋，标签泛黄，有的边角已经磨损，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空气中弥漫着纸张老化的霉味和灰尘的干燥气息，阳光透过高窗斜着照进来，光柱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像被定格的时光碎片。
“您慢慢看，需要帮忙随时叫我。”老张识趣地退到门口，轻轻带上了门。
雷杰走到“命案积案”区域，指尖拂过档案袋的标签，动作缓慢而谨慎。1998年的“出租车司机遇害案”、2005年的“珠宝店抢劫杀人案”、2012年的“工地坠亡疑案”……每一个标签背后，都是一桩未了的冤屈，一双等待真相的眼睛。他要找的，是那些手段残忍、可能与黑恶势力有关，却因“证据不足”或“线索中断”被搁置的案子——赵天霸团伙盘踞凌源多年，不可能只留下李振国这一桩命案。
两个小时过去了，雷杰的指尖已经沾了一层灰，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他蹲在地上，翻到最底层的一排档案袋，其中一个蓝色档案袋的标签引起了他的注意——“2019.08.15 女大学生李某被害案”，标签边缘用红笔写着“悬案”二字，字迹陈旧，却透着一股沉重。
他抽出档案袋，入手沉甸甸的，袋口用棉线捆着，已经有些松脱。雷杰坐在阅览桌前，打开台灯，暖黄色的灯光照亮了卷宗里的每一页纸。他轻轻展开第一页，受害者李某的照片映入眼帘——二十岁的女孩，梳着马尾辫，穿着白色T恤和牛仔裤，笑容干净，眼神明亮，照片下方写着“凌源师范学院大三学生，2019年8月15日失踪，8月18日发现遗体”。
卷宗里的尸检报告详细记录了死因：颈部有环形勒痕，系窒息身亡，生前遭受过犯，体内检测出少量安眠药成分。现场勘查记录显示，遗体发现于城郊的月牙河滩，那里荒无人烟，平时只有钓鱼的人偶尔去，案发三天前下过雨，现场被破坏严重，只提取到几枚模糊的轮胎印和几根不属于受害者的深蓝色化纤纤维。
雷杰的手指停在“深蓝色化纤纤维”几个字上，眉头微微皱起。他继续翻阅，看到受害者的家庭情况：李某家在农村，父亲早逝，母亲患有类风湿的关节炎，常年卧病在床。她利用暑假在市区的“快乐汉堡”快餐店兼职，每天晚上十一点下班，步行回学校附近的出租屋，8月15日那天，她比平时晚了半小时下班，从此再也没回去。
快餐店的同事在笔录里说：“李某很懂事，每天都准时上班，从不迟到早退，她说要攒钱给妈妈治病，还想申请助学金。那天晚上打烊后，她还帮我整理了仓库，说路上不安全，让我早点回家……”看到这里，雷杰的喉咙有些发紧，他能想象到那个夜晚，女孩独自走在黑暗的小路上，对未来充满期待，却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
专案组当年的排查记录厚厚一叠，走访了快餐店员工、出租屋邻居、学校同学，甚至排查了月牙河滩周边的几十户人家，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轮胎印鉴定为“轻型货车专用轮胎，常见于物流、货运车辆”，但凌源有上百辆这样的货车，无法逐一排查；深蓝色化纤纤维鉴定为“工业用化纤，常用于工作服”，同样范围太广，最终案子成了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