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杨志正率领着赵府的二十多名家丁和武夫，押运着五辆大车沿着官道北上。
虽然在这支押运私纲的队伍里，他名义上是统领，但凡事基本上都是队伍中赵府的一个管事说了算。那个管事姓孙，名福贵，五十出头，在赵府当差二十多年，深得赵秉渊信任。孙福贵管着账目、管着通关文牒、管着沿途的打点开销，甚至连每天的行程走多少里、在哪里歇脚，都由他一言而定。杨志只管一件事——带着他的人，看好货物，防着匪人。
杨志早已接受了这样的命运。
自从他十六岁那年因杀人逃走，并随着宋江造了反以后，他就一直过着被官军不断围剿的日子。那时候他们占据梁山泊，八百里水泊易守难攻，官军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像赶不尽的苍蝇。后来宋江带着他们冲出青州，沿河道南下，一路转战数千里，本以为能在南方另寻一片天地，结果在海州被张叔夜伏击，全军受招安投降。
从那一刻起，他的履历上便被牢牢打上了四个字：招安巨寇。
他被分到了江浙转运使的麾下，成了一名小小的押军官差。每月领着一份微薄的俸禄，住在军营里，吃着大锅饭，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袍。没有人正眼看他，没有人把他当自己人。同营的官兵知道他底细，明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指指点点——“看见没？那就是个贼，当过强盗的。”
杨志不在乎。或者说，他早已学会了不在乎。
他心里清楚，自己现在所能倚仗的、赖以生存的，就只有这身武艺和这副强壮的身体。他从小习武，十八般兵器样样拿得出手，马步功夫都扎实，寻常三五条汉子近不得身。这是他吃饭的本事，也是他活到今天的唯一理由。
他也知道，像自己这种被招安的巨寇，不会有什么太光明的前途。无非就是两种结局：等到年老体衰了，被逐出军旅，流落街头，无人问津；或者在为朝廷效力的过程中死于非命，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他想过改变，但不知道该怎么改。他大字不识几个，不懂钻营，不会逢迎，没有靠山，没有门路。他唯一会的，就是杀人。可在大宋，杀人这项技能，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用——一种是当强盗，一种是当兵。他不想再当强盗了，而当兵，他已经在当了。
这一次赵府押运私纲，赵运使让他参与进来，无非是看中了他的武力高强，以防万一在押运途中遇到匪人。杨志心里明白，自己在这支队伍里的定位就是一个活着的盾牌——真出了事，他得第一个冲上去挡住，替赵府的货物和管事争取逃跑的时间。
不过这批私纲都插着江浙转运使的旗帜，一路走来麻烦很少，通关十分顺利。沿途关卡见了转运使的旗号，连查都不查，直接放行。孙福贵每次过关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连马都不下，随手丢过去一块碎银子当“茶钱”，守关的兵卒便点头哈腰地送他们过去。
唯一需要留意的，就是在通过那些比较荒凉、有山有林的关隘时，要多加小心罢了。
杨志骑在马上，目光扫过前方的山路。路两边是密密匝匝的树林，风吹过时树梢晃动，发出沙沙的声响。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长枪，指节微微发白。
孙福贵骑着马从后面赶上来，看了他一眼，笑道：“杨头儿，不必这么紧张。这条路我走了七八年了，从来没出过事。再说咱们打着转运使的旗号，哪个不长眼的蟊贼敢动？”
杨志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小心驶得万年船。”
孙福贵撇了撇嘴，不再说话，催马又回到了队伍前面。
杨志望着前方的路，心里隐隐有种说不清的不安。这种感觉他太熟悉了——当年在梁山泊被官军围剿之前，他也有过这种感觉。后来跟着宋江南下，在海州中伏之前，他也有过这种感觉。
他不知道自己这次的感觉准不准，但他知道一件事：在这乱世里，一个被招安的巨寇，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奢侈的事。至于其他的，他不敢想，也不愿想。
他觉得这趟私纲跟自己往年押运的私纲应该差不多——自己只是一个摆设，平平安安地到达目的地，然后大吃大喝一顿，得点散碎的银子，回到军营过着枯燥的生活，等着下一个活计。
仅此而已。
他并不知道，在数百里之外，有一个叫王浩川的人，正在游山玩水的间隙里，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着他这支车队的行程。他也不知道，那个人的目标，不仅仅是这批货物，还有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