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秋，栖霞坞。
高惠通开始做梦了。不是普通的梦，是那种醒来之后眼前还残留着画面、耳边还回荡着声音的梦。梦里的世界不是长安，不是高鸡泊，而是一个她从未见过、却莫名熟悉的地方。有刺目的白光，有滴滴作响的机器，有穿着白色长袍的人在走廊里匆匆走过。她躺在炕上，盯着头顶发黑的梁柱，那些画面还在眼前闪烁，像水中的倒影，晃动着，模糊着，不肯散去。
“实习医生高，”她在心里说，“我又梦到了。”
“那不是梦。”实习医生高的声音很平静，“那是记忆。高敏的记忆。”
高惠通坐起身。念唐还睡在她身边，小手攥着她的衣角，呼吸均匀，小嘴微微张着。她伸出手，轻轻抚摸他的头发，触手柔软，像小动物的绒毛。窗外天还没亮，湖面上起了雾，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想再看看那个世界。”她说。
“闭上眼睛。”
她闭上眼。画面再次浮现。她看到了一间很大的房间，比长安城的任何宫殿都要大，亮得刺眼。房间里摆满了白色的床，床上躺着人，有的人身上插着管子，有的人脸上戴着罩子。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味道，不是草药的味道，是另一种更刺鼻、更冰冷的气味。她穿着白色的长袍，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高敏”两个字，还有一个数字编号。她站在一张床前，手里拿着一个夹子，上面夹着几张纸。她在纸上写着什么，眉头微蹙，神情专注。
“高医生，三号床的病人血压又降了。”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是另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女人，年轻，戴着一副奇怪的眼镜。那眼镜没有镜框，直接架在鼻梁上，两片透明的薄片，不知是什么做的。
“准备输血。”她——高敏——头也不抬，“再查一次血常规，看看血红蛋白掉到什么程度了。另外，把升压药的剂量调高一点，多巴胺每分钟每公斤体重五微克。加一条深静脉通道，输液速度提到每小时二百五十毫升。”
高惠通听着那些陌生的词汇，一头雾水。“输血”“血常规”“血红蛋白”“升压药”“多巴胺”“深静脉通道”“输液速度”——每一个字她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她完全听不懂。这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是她从未接触过的领域。但她能感觉到，高敏在救人，用一种她无法想象的方式在救人。
手术室的画面又出现了。无影灯亮着，白得刺眼，照得手术台上的皮肤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粉红色。病人的胸腔被打开，心脏暴露在空气中，跳动着，鲜红，有力。高敏的手很稳，稳得像一块石头，握着手术刀，在比头发还细的血管上缝合。每一针的间距都精确到毫米，每一针的力度都恰到好处。
“这个人本来会死。”实习医生高的声音响起，“但高敏救了他。他从手术台上活了下来，又活了三十年，看着儿子结婚，看着孙子出生。他死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高医生的名字。”
高惠通沉默了很久。她看着那个躺在手术台上的陌生人，看着那颗在灯光下跳动的心脏，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敬意。“那是你。”她说，“你是高敏。你救过很多人。”
“我们是同一个人。”实习医生高的声音很轻，“你是高敏，也是高惠通。你救过李世民，救过断骨营的弟兄，救过栖霞坞的百姓。你救的人，不比我少。”
高惠通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左手。那只手苍白、瘦削，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它握过刀，握过针，握过药杵，握过念唐的小手。它救过人，也杀过人。这是她的手。不是高敏的手，是高惠通的手。“你说得对。”她说，“我们是一个人。”
画面切换。她看到了一间不大的屋子，比栖霞坞的厢房大不了多少。屋子里的陈设很奇怪——有一张很矮很宽的床，床单是白色的，枕头是鼓鼓囊囊的，上面绣着一只猫。墙上挂着一个黑色的方框，不知是什么东西。窗前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小方块，亮着光，上面有字在跳动。
高敏坐在桌前，手里端着一杯水，看着那个小方块。方块里传出声音——“妈，你吃饭了吗？”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苍老，带着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