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长岛。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夜。
皮埃尔·杜邦正看着书桌上那份今天的《纽约时报》。
“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扩大陆军航空队规模”、“国防拨款法案进入最后审议，预计总额将超过十亿美元”、“总统呼吁全国团结，共同应对‘红色威胁’”。
这时，门被推开了。
管家探进半个身子。
“杜邦先生，梅隆先生到了。”
紧接着，安德鲁·梅隆走了进来。
两个人在书桌两侧坐下来。管家端上咖啡，退了出去。
“杜邦，你看了今天的报纸吗？”
杜邦把报纸推到桌子中间，手指点了点头版的标题。
“看了。看了一晚上。”
梅隆接过报纸，扫了一眼，放在桌上。他已经看过了，在火车上看的。
从华盛顿到纽约的四个小时里，他把这份报纸从头到尾读了两遍。
他需要确认一件事——罗斯福是不是真的疯了。
“杜邦，你还记得一九三二年吗？那一年，我们坐在胡佛的晚宴上。
你说，罗斯福这个人太危险，他是社会主义者，他要把美国变成第二个德国。
我说，不，罗斯福是资本家，他是我们的人。他只是在演戏，演给那些饿肚子的工人看。
等他上了台，他就会变回来。我还说，我们应该支持他。”
杜邦端起咖啡杯，
“我记得。你当时说——‘富兰克林是聪明人，他知道怎么做生意。’你让我把资助右翼的资金和关系断掉，说那些人成不了事。
你说，罗斯福会把右翼那几个州收拾干净，然后带着美国走出大萧条。
我听了你的。我把库格林神父的电台停了，把在底特律的几个关系户甩了，把那些在国会山替我们说话的人召了回来。我听了你的。”
梅隆也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咖啡很苦，没有加糖，他皱了皱眉。
“杜邦，当时我们是对的。
罗斯福新政的头两年，经济数据确实在好转。
股市涨了，失业率降了，银行不再倒闭了。连华尔街的人都开始相信他。
我们以为这条路走得通。我们以为只要给他时间，他会把国家带回正轨。”
他放下咖啡杯，杯底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微的“咚”的声音。
“但现在呢？他在扩军。他在征兵。他在准备打仗。
那八个州是美国的土地，底特律的工厂是美国的工厂，芝加哥的钢铁是美国的钢铁。他要把炸弹扔到自己的工厂上，把坦克开进自己的城市里，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工人。
这不是总统，这是疯子。”
杜邦靠在椅背上，
“安德鲁，你说如果当初我们没有断掉右翼的关系，如果当时我们继续资助他们，让他们在那些州站稳脚跟——今天会不会不一样？”
梅隆沉默了片刻。
“不会。右翼那帮人，只会嚷嚷，不会做事。他们搞游行，搞集会，搞民兵训练，搞得像真的一样。
但罗斯福一出手，他们就散了。
胡佛抓了他们的头目，关了他们的报纸，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杜邦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指上有一颗硕大的蓝宝石戒指，是祖父留给他的，在灯光下闪着冷光。
“所以，安德鲁，我们才是罪魁祸首。
不是罗斯福，是我们。是我们把右翼卖了，换了一个看起来‘温和’的罗斯福。结果呢？罗斯福比右翼更狠。
右翼至少不会打自己的工厂，罗斯福会。”
梅隆没有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点上，吸了一口。
“杜邦，现在说这些没有用了。右翼的人已经被抓光了，死的死，关的关，消失的消失。
那几个州已经被罗斯福吞了，连骨头渣子都不剩。我们手上没有牌了。我们只能跟着他走。”
杜邦站起来，走到窗前，他的手按在窗台上，手指微微蜷曲着。
“安德鲁，你说‘只能跟着他走’。往哪走？往战争里走。你知道如果德国人打过来，我们有多少胜算吗？”
梅隆把雪茄放在烟灰缸上，雪茄还在燃烧，青烟袅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