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半，天刚擦黑，郑耀先带着宋孝安和赵简之从指挥所的地下通道钻了出来。
三个人穿着深灰色的粗布短打，脸上抹了锅底灰，手里各提着一只帆布包，里面装着望远镜、手枪、备用弹匣和几块压缩饼干。赵简之的包里还多了一把从国军工兵连借来的钢丝钳和一卷铁丝，他管这叫“抓活口专用套装”。
闸北的夜晚，没有灯火。
整片城区的供电系统在三天前就被日军的炮火彻底摧毁了。马路上横七竖八地倒着被烧毁的电线杆和汽车残骸，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了硝烟、焦木和腐肉的恶臭。偶尔有一两声枪响从远处传来，紧接着是机枪短促的回答，然后又归于沉寂。
三个人沿着提前侦察好的路线，贴着墙根交替掩护前进。
宋孝安走在最前面，他的步伐轻得像猫一样，脚底每一步都刻意避开碎玻璃和瓦砾。赵简之殿后，腰间别着两把盒子炮，手里还提着那支从仁济医院后门拿到的德国望远镜。郑耀先走在中间，左手攥着那张标注了扇形区域的军用地图，右手把勃朗宁手枪的保险拨到了待击位置。
穿过两条废弃的弄堂之后，他们来到了一座被炸掉了顶层的教堂前面。
教堂的尖塔只剩下一半，像一根被折断的手指指向夜空。彩色玻璃全部碎裂了，月光透过残破的窗框洒进来，在满地的废墟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就是这儿。”郑耀先低声说，用手指着教堂残存的钟楼，“这个位置可以俯瞰整个扇形区域内的三个制高点，包括那座废弃水塔。”
“电台那边呢？”赵简之问。
“已经架好了。”宋孝安抬手看了一眼腕上的夜光手表，“老魏带了两个人在北面那栋纺织厂的废墟里，电台六点钟准时开机，到现在已经连续发报三十多分钟了。明码，大功率，就差在天上放烟花告诉日本人我们在这儿了。”
“好。”郑耀先点了点头，“日军的无线电测向站最迟半个小时就能锁定电台的大致方位，然后他们会通知校射的人去确认目标。我们就在这儿等。”
三个人像三只蛰伏的蝎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钻进了教堂的钟楼废墟。
赵简之负责盯着北面和西面的两个制高点，一栋三层的公寓楼残骸和一座塌了半边的烟囱。宋孝安用望远镜对准了东面那座废弃的水塔，那是郑耀先在地图上标注的“一号重点目标”。郑耀先自己则蹲在钟楼的最高处，用裸眼扫视着整个扇形区域的地平线。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初秋的夜风从废墟的缝隙里灌进来，带着江面上潮湿的腥味，吹得人骨头缝里发凉。赵简之的牙齿开始不受控制地打战，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压缩饼干塞进嘴里嚼了两口，权当暖身。
“六哥，”赵简之靠过来，声音压得极低，“你说那个校射的人，到底是日本人还是汉奸？”
“汉奸，”郑耀先回答得很干脆。
“为什么这么肯定？”
“日本人不可能在闸北的战区里安插军事人员长期潜伏。战线每天都在变化，前沿阵地随时可能易手，日军不会冒这个风险。”郑耀先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清晰得像是用刀刻出来的，“能在这种混乱的环境里自由活动又不被发现的，只有两种人：流民，或者穿着中国军服的汉奸。”
“我操。”赵简之骂了一声，“穿着咱们自己人的衣服给日本人引路，这种狗东西，我要是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