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律师团队推进离婚诉讼的同时，花正也为安妮安排了系统的心理治疗。心理医生亨里克·拉尔森——与安妮同姓，但没有亲属关系——在奥斯陆市中心拥有一间私人诊所，专门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焦虑症。亨里克年约五十，身材中等，头发花白，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声音温和而沉稳，给人一种天然的信任感。
第一次心理咨询安排在亨里克诊所的会谈室中。会谈室不大，但布置得温馨舒适——浅米色的墙壁，深绿色的沙发，墙角摆着一盆高大的绿植，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木地板上投下条纹状的光影。安妮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一杯温水，手指在杯壁上微微颤抖。她的目光在房间中扫过，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
花正坐在她身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陪伴着。
亨里克坐在对面的扶手椅上，手中握着一本笔记本。他没有急着开始提问，而是先与安妮聊了一些轻松的话题——问她今天怎么来的，路上的交通怎么样，喜不喜欢秋天的天气。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帮助安妮放松下来，建立初步的信任关系。
大约十分钟后，亨里克放下了笔记本，目光温和地看着安妮。“安妮，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吗？”
安妮低下头，看着杯中微微晃动的水面，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低沉而缓慢：“因为我想重新开始。但我发现，我做不到。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托尔打我。我会在半夜惊醒，浑身冷汗，心跳得快像要炸开一样。白天的时候，我也会突然想起那些事情，然后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亨里克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几笔。“这些症状，持续多久了？”
安妮想了想。“从我离开家的那天晚上就开始了。已经快两个月了。”
亨里克继续问：“除了噩梦和闪回，你还有没有其他症状？比如失眠、食欲不振、易怒、过度警觉、不愿意出门？”
安妮的手指在杯壁上收紧了一些。“都有。我睡不着，吃不下饭，一点点声音就会吓到我。我不敢出门，怕在路上碰到托尔的朋友或熟人。我怕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怕他们在背后议论我。”
亨里克的目光在安妮的脸上停留了片刻。“安妮，你所经历的这些症状，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表现。你的大脑和身体，在经历了长期的暴力之后，仍然处于一种‘战斗或逃跑’的应激状态。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不是你的错。”
安妮抬起头，看着亨里克，眼中带着一丝疑惑。“正常？”
亨里克点了点头。“正常。你的身体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你，你经历的事情是不正常的，是需要被认真对待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帮助你重新建立安全感，让你的大脑和身体知道，你已经安全了，不需要再时刻保持警惕了。”
安妮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她没有擦，任由它们流淌。“我还能好吗？”
亨里克的目光坚定而温和。“能。但需要时间。创伤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它会像一个影子一样，跟随着你。但随着治疗的深入，你会学会如何与这个影子共处，如何让它不再控制你的生活。”
安妮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沉默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亨里克，声音中带着一丝决心。“我愿意治疗。”
亨里克微笑着点了点头。“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次心理咨询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结束时，安妮走出会谈室，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中多了一丝光亮。花正站在走廊上，看到她出来，迎了上去。
“感觉怎么样？”花正问道。
安妮深吸了一口气。“很累。但好像……轻松了一点。”
花正点了点头。“这是好事。慢慢来，不急。”
安妮看着花正，眼中充满了感激。“花正，谢谢你为我安排这些。”
花正摇了摇头。“这是你应该得到的。”
两人走出诊所，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午后的阳光洒在她们的身上，温暖而明亮。安妮抬起头，闭上眼睛，感受着阳光的温度。她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