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价值观层面，在几个中层会议上僵持不下，甚至影响到了相关产品的迭代进度。这并非简单的技术路线之争，背后涉及研发资源分配、产品竞争力、以及“科技向善”原则在具体执行中如何平衡与取舍的深层命题。
林薇没有直接裁决，而是指示成立一个临时专项工作组，由争议双方代表、产品、法务、市场相关人员共同组成，要求在一个月内，拿出全面的评估报告和明确的路径建议，直接向她汇报。她特意点名，让苏逸晨作为“审慎派”的核心代表之一，深度参与这个工作组，并要求他不仅要阐述己方观点，更要充分理解对方立场和整个公司的商业现实，最终贡献建设性方案，而不仅仅是提出批评。
这无疑是将苏逸晨抛入了一个充满张力、需要高超沟通技巧、战略思维和现实权衡能力的复杂熔炉。他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研究者，而是需要为自己的理念争取资源、说服他人、并拿出可行方案的“推动者”。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林薇通过工作组的周报、与组长（一位她信任的、中立稳健的高级总监）的私下沟通，以及偶尔旁听关键讨论，密切关注着苏逸晨的表现。
起初，反馈并不乐观。苏逸晨在技术论证上依然犀利，引经据典，数据翔实，但面对商业团队关于“上市时间”、“竞争对手压力”、“用户未必在意背后算法是否绝对公平透明”的诘问时，他显得准备不足，有时甚至会因为对方“短视”的言论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急躁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疏离感。在一次模拟向“董事会”汇报的演练中，他花了大量篇幅阐述技术伦理的重要性，却未能清晰、有力地说明，选择更审慎路径对北极星的长期品牌价值、用户信任以及规避未来监管风险的具体好处，对短期可能损失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缺乏有说服力的应对预案。
工作组内部一度陷入更深的僵局。苏逸晨的坚持赢得了部分伦理和技术同仁的尊重，但也让一些原本中立或偏向另一方的成员感到他“难以合作”、“不切实际”。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五下午的会议后。林薇从组长那里得知，苏逸晨主动找到了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没有再坚持单纯的技术伦理高地，而是表示，经过这几周的“碰撞”，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将伦理考量转化为清晰、有说服力的商业语言和风险规避论证，就无法真正影响决策。他请求组长给他一点时间，也请求组长帮他安排，与市场、战略、法务部门的同事进行更深入的一对一交流，特别是那些对他原先观点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人，他想“真正理解他们的顾虑和逻辑”。
接下来的一周，苏逸晨似乎沉默了许多，不再在会议上急于争辩。但工作组的气氛却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他提交的下一版分析报告，除了原本坚实的技术伦理分析，新增了大量内容：详尽对比了采用不同方案可能带来的长期品牌价值差异（援引了第三方消费者调研和品牌评估模型），分析了主要市场地区在AI伦理监管方面的立法趋势和潜在合规风险，甚至初步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试图量化“用户信任度”对产品长期生命周期价值（LTV）的影响。虽然这些分析仍显稚嫩，某些假设也值得商榷，但方向完全变了——他开始尝试用对方能听懂、也在意的“语言”和“逻辑”，来为自己的价值观主张构建商业案例。
在后续的讨论中，他的发言风格也悄然改变。他不再说“你们不能只盯着短期性能”，而是说“我理解大家对竞争力的担忧，我们是否可以一起探讨，如何在满足基本性能门槛的前提下，通过差异化优势（比如更高的透明度和信任度）来建立更可持续的竞争力？” 他开始主动询问商业团队：“如果我们选择更审慎的路径，在营销和用户沟通上，有哪些点可以强化，来转化这种‘责任’为品牌资产？” 他甚至向原先强烈反对他的技术中台同事虚心请教，了解激进方案在工程实现上的具体优势，并探讨是否存在折衷或分阶段实施的可能性，在关键应用场景优先保障可解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