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纬的批评，直指李武改革可能带来的制度隐患、伦理冲击和文化偏移，代表了传统保守势力长久以来的忧虑。他的话也引起了一些年长学者的共鸣。
“孔司业所虑，不无道理，然窃以为，有失偏颇。”这次起身的是一位气质温润但目光坚定的女史官，昭文馆校书郎上官婉儿（亦为同名架空人物）。她是“新史学”中注重社会史、性别史研究的代表人物。“论政制，天后与贞公所立框架，虽有瑕疵，然大体保障了三百年来政局之基本稳定。‘安史之乱’、‘元和革新’乃至近世之变，皆在此框架内动荡、调适，而未致天下分崩离析，此制度之韧性，可见一斑。天后以女子称帝，固有违传统，然其意义，在于打破‘性别即天命’之桎梏，证明了治国理政之能，不在男女，而在才德。自此，女子入学、为官、经商乃至参与公务者，代不乏人，虽未臻平等，然门径已开，风气已变。至于道德人心，历代皆有沉浮，岂可独咎于百年前之改革？若无贞公富国强兵之策，无格物致用之学，无海外贸易之利，今日我朝亿兆生民之温饱从何而来？礼义生于富足，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若国力衰微，民生凋敝，空谈仁义，又有何益？”
上官婉儿从社会结构和性别角度切入，为武则天辩护，并强调了物质基础对教化的影响，观点新颖，引得众人侧目。
“婉儿所言，触及根本，然则海外之事，又当如何论处？” 说话的是兵部职方司主事，兼通海贸事务的沈括（同名架空人物）。他长年研究地理、边防与海外情势，属于注重实务与地缘的“经世派”。“贞公、天后之时，国势初张，然真正大规模拓海开疆，实始于天宝之后。今人常颂‘天可汗’威加四海，万邦来朝。然则，西洋都护府之设，南洋诸岛之殖，东溟商路之开，其中血火交织，岂是‘王化’二字可轻轻掩盖？强徙土人，圈占膏腴之地，以火器巨舰迫人臣服……此与暴秦、强汉之开边，在手段上，又有何本质不同？所异者，不过技术更精，规模更大，获利更丰而已。贞公若泉下有知，见其后人以此‘格物’所出之利刃，行此霸道之事，是欣慰乎？抑或不安乎？‘世界大同’之理想，岂能建于他族血泪白骨之上？”
沈括的质问，尖锐地指向了帝国全球扩张的黑暗面，触及了殖民与霸权的伦理困境，让原本激昂的辩论气氛顿时凝重了几分。支持扩张的“国威派”与同情被殖民者的“仁恕派”学者立刻开始引经据典，争论不休。
“诸公稍安，” 郑覃再次开口，声音平缓却带着力量，“功过是非，本是一体两面。今日之会，非为褒此贬彼，乃为厘清脉络。老夫愚见，论历史人物，尤其是如天后、贞公这般开天辟地之巨擘，或可跳出简单的‘功过’二分。或许，更应探究其‘不得已’与‘开创性’。”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彼时情境，内有门阀倾轧，外有强敌环伺，积弊已深。天后以非常之手段，行非常之事，乃时势所迫，亦其性情使然。贞公辅之，以超世之才，行改制之举，亦是为挽狂澜于既倒。其诸多举措，或有矫枉过正，或有未竟之处，或有遗患后来。然其核心精神——不泥古，不惧变，重实利，求富强，立规矩，开新局——此乃我华夏文明于关键节点得以蜕变新生之关键。至于后世子孙，是承其精髓，与时俱进，还是食其遗泽，固步自封，甚或滥用其力，祸及四方，此乃后人之责，又岂能尽归咎于开创之先贤？”